中国抗战时期，北平和天津沦陷，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、南开大学搬迁到昆明，联合成立了西南联大。战争时期教学条件非常差，学校也不大，但学术、教育的质量却极高，培养出非常多人才：
西南联大师生中后来出了8位两弹一星元勋(赵九章、邓稼先、郭永怀、朱光亚、王希季、陈芳允、屠守锷、杨嘉墀)，约171位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(教师79人，学生92人），两位诺贝尔奖得主(杨振宁、李政道)－－维基百科
为什么在那么苦的环境下，能够创造出我们现在这么优渥环境无法企及的成就？或许何兆武先生口述的这本回忆录《上学记》能够为我们解答这个问题。
那几年生活最美好的就是自由，无论干什么都凭自己的兴趣，看什么、听什么、怎么想，都没有人干涉，更没有思想教育。 学生的素质当然也重要，联大学术水平的确不错，但更重要的还是学术的气氛。“江山代有才人出”，人才永远都有，每个时代，每个国家不会相差太多，问题是给不给他以自由发展的条件。我认为，一个所谓好的体制应该是最大限度地允许人的自由。没有求知的自由，没有思想的自由，没有个性的发展，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。
何老的答案其实就是两个字：自由。
比如老师讲课是绝对自由。讲什么，怎么讲全由教师自己掌握。每个老师见解不一样，对学生来说，比死盯着一个角度要好。学生可以逐渐形成自己的判断，不一定非要同意老师的观点，甚至可以公开反对。比如他讲到一个小故事是周培源先生和他的一个熊姓学生，经常在理学院的院子里辩，都成了南区教室的一个风景。
学生学的也很自由，喜欢的课可以随便去听，不喜欢的也可以不去。何老讲故事的能力非常厉害，这里也讲了很多有趣的故事来解释这种自由和好处，我每一段都看的津津有味（副作用是看完这本书，我去找其它和西南联大相关的书看时，都觉得索然无味）。所以你如果对这段历史和西南联大感兴趣，真心的建议看看这本书。
最后还想提一下，何老给自己在联大的生活做了个总结：
－－现在回想起来，我觉得最值得怀念的就是在西南联大做学生的那七年了，那是我一生中最惬意的一段好时光。
用“最惬意的一段好时光”来形容那个缺衣少食、战火硝烟的年代，这应该是对一所学校最大的致敬了。